孙鹏杰
钢琴家，现任星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副主任、国际学院钢琴教研室主任及教授。2005年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美国休斯敦大学，获钢琴演奏硕士学位及电脑科学学位，曾获克林顿总统全额奖学金。师从霍拉西奥·古铁雷斯、南希·韦姆斯、约翰·韦姆斯等国际钢琴名家，在戈普斯·基利斯提国际钢琴比赛、金斯韦尔国际演奏家大赛中获奖。
作为星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教授、加拿大晨兴音乐桥的常驻客席艺术家，孙鹏杰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舞台上的演奏家，是琴房里的教书匠，亦是伏案写作的音乐专栏作家。在许多人看来，这三重身份足以撑起一个音乐家繁忙而荣耀的一生，但对于孙鹏杰而言，这三个角色其实是同一个使命的不同侧面，那就是探索钢琴艺术的本质，并找到一种方式，将其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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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属于自己的诠释
从事音乐教育多年，孙鹏杰培养出不少走上职业音乐家道路的学生。回顾他的教学历程，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他似乎一直在做着“翻译”的工作，将深奥的音乐理论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将抽象的审美体验翻译成可操作的练习步骤，将西方的音乐传统翻译给中国的琴童，又将中国钢琴家的声音带向世界舞台。
在音乐这个需要理性与感性兼备的领域，孙鹏杰形成了自己的平衡之道：对技术保持严谨，对艺术怀抱热忱；既有脚踏实地的教学方法，也有仰望星空的艺术理想。这种平衡，或许正是当下音乐教育所需要的品质。
2005年，孙鹏杰回国演出期间收到星海音乐学院的任教邀请。当时，自幼在美国长大的他对中文和中华文化了解得并不多，这始终是他心中的一个缺憾。面对这份邀约，他决定留下来，与其说是为了工作，不如说是为了填补那份对中华文化的好奇与向往。
“没想到一待就是这么久！”孙鹏杰感叹道。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正是这个决定开启了他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深厚缘分，同时也让他与一个国际知名的音乐教育项目“音乐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到星海音乐学院报到的第一周，某天突然接到校办电话，问我能不能帮忙接待几位加拿大专家。”孙鹏杰回忆道。在答应了帮忙接待后，他如约前往学校，那时还没有手机打车软件，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一些老旧的出租车。孙鹏杰见到了从一辆狭小的出租车上下来的四位身材魁梧的外国专家，这便是“音乐桥”的专家团队。过去，“音乐桥”每年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学生选拔，有时也会去到广州、成都或是沈阳，刚好那一年专家团队再一次来到广州。“一开始他们以为我是学校过来接待的人，应该对这座城市很熟悉。结果聊到最后才发现，他们对这里不熟悉，我更不熟悉。好在这并不影响彼此间对音乐的交流。”孙鹏杰说。几天相处下来，他与这些专家渐渐熟络，围绕音乐聊了很多，也埋下了日后多年的缘分。此后数年间，他陆续有多名学生考入“音乐桥”，直到受邀成为项目授课教师。
“音乐桥”是享誉国际的音乐教育项目，每年夏天，入选学生会在一个月内与众多顶尖专家密集学习。在孙鹏杰看来，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纯粹性。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就能在决策时更洒脱、更少被现实因素束缚，并感叹国内为何没有这样的项目。“‘音乐桥’有这样的赞助基础，也有这样的初衷，它就想做一件事：把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老师聚在一起，在高强度的训练环境里，看看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孙鹏杰说。
“能被录取的孩子，他们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在同年龄段里算是佼佼者了，孩子们难免会有些小膨胀。但来到这里会发现，原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大家都是这样的水准。可能别人某方面更好，我某方面也有优势，自然而然会生出比较的心。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同时也能够静下心来学习。”
在“音乐桥”任教多年，孙鹏杰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便是来自亚洲的学生系统训练很全面，这让他们在项目里上手特别快。“音乐桥的课程结构是四周时间，每周更换几位不同的专家。每位专家在这周里大约会给每个学生上两次课。如果学生的基础特别扎实，那么专家能做的就更多，教学深度也就不一样了。”
他曾对比过国内外音乐教育的差异。“如果是在美国的音乐学院任教，大部分时间接触的是18岁到25岁的学生。他们18岁之前的学习经历你很少参与，更不用说五六岁的阶段了，基本不可能接触到。”孙鹏杰说，“所以在国外很多地方，音乐培养的各个阶段往往是割裂的。很多琴童的经历是：5岁到8岁跟某位老师学，遇到瓶颈后换一位更好的老师，然后发现很多东西要重新来过。到了十几岁，又遇到瓶颈，再换老师，又要重新调整……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比较好避免。”这也不禁让他感叹，当下在中国从事音乐教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整个培养体系相对比较成熟，学生在什么阶段该做什么、该学什么，以及配套的综合文化学习应该如何，路径十分清晰。
当然，凡事皆有利弊。对于这样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也会有它的薄弱面，譬如，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孙鹏杰发现，中国的琴童有着惊人的技术潜力，手指跑动能力常常超出同龄的西方孩子，但在音乐的理解与表达上，却往往显得苍白而模式化。这不禁让他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教孩子“弹琴”，还是在教他们“理解音乐”？
这个提问，成为他日后所有教学理念与实践的起点。他曾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虽然‘梳理钢琴演奏的核心知识点’听上去像是探测太平洋的水流一样难，但实际上这并不复杂。”这或许正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无论多么高深的艺术，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素的追问：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我们如何做得更好？对于孙鹏杰来说，这些问题没有终点，每一次演奏，每一堂课，每一篇文章，都是向着答案的又一次靠近。
“上课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慢慢解读音乐。”孙鹏杰说，“比如一段简单的旋律：‘12345，54321’。我不会直接告诉学生这里表达了什么，而是会问：‘你觉得作曲家写这个12345，后面又接54321，他想说什么？’把问题从声音的层面抽离出来，带入一个更抽象的概念里。”
这时候，学生可能会说：“12345像是在抛出一个问题，54321像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对！”孙鹏杰会接着问，“那你觉得在这个情境里，作曲家抛出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动机，是什么语气，是着急，还是在反问？”学生结合对音乐的整体感受，会有自己的答案。他可能会说：“感觉是很生活化的状态，就像在问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什么？”
孙鹏杰会慢慢引导着学生按照他们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弹奏。“等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弹奏出来，我们才开始讨论他的诠释。这时候他弹的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是有动机的。我能感受到他想说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我直接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弹’。”孙鹏杰说。
在他看来，音乐动机是可以从乐谱中读出来的。“如果你懂得读乐谱，就能看出作曲家想表达什么。”但他不会直接告诉学生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版本。
“比如他的感觉是‘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什么’，我的感觉可能是‘你可不可以帮我拿那个东西’。大家都在一个轻松、没有压力的情境里提出问题或发出指令。”孙鹏杰说，“我们的情感基调是相同的，只是各自想象的场景有一点点不同。就像我看过很多不同演员演的哈姆雷特，为什么想看某某演员演的版本？因为我想看这个演员进入角色之后，能带给我什么东西。”他回忆起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视频，“好几个英国话剧演员反复在念‘to be or not to be’这句台词。当你真正进入哈姆雷特的世界，到了那一刻，你不是在想‘我要怎么讲这句话’，你就已经说出了那句话——因为你已经是哈姆雷特了。”
孙鹏杰认为，顶级的演奏家能够看到作曲家隐藏在音乐里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一个画面，看到了音乐中的某种“真谛”。然后，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眼光、阅历和人生经验，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当然，这还要结合他自身的技术特征。有些特别棒的演奏家，是把内在的理解与天生的身体条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Q-北京青年周刊
A-孙鹏杰
音乐是思想、情感的直接输出
Q “音乐桥”的学员选拔标准是什么？您更看重天赋、技术完备性，还是音乐表现力与潜力？
A 首先是年龄在12~18岁的孩子们，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于学习和吸收知识都特别敏感，学到的东西他们能够一辈子受用。其次肯定是天赋，音乐的天赋有很多项，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包括之前考官给我们发的邮件里面也有写到，就是要看这个学生对于音乐的表达有没有一种沟通的天赋，哪怕这个天赋没那么完整或是他的思想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他在弹奏/演奏的时候，你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灵性相通、心与心沟通的感觉，这是一种天赋。而且，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音乐表达的沟通性与老师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所以这是第一要找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技术的完整度等等综合考量。
Q 通过“音乐桥”，您深度接触了东西方的顶尖音乐教育模式。您认为当前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优势在哪？面对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哪些方面最需要突破或补强？
A 我觉得，首先音乐是一个听觉艺术。目前国内对音色的追求跟国际主流公认的所谓的好听的音色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如果想要调整其实并不困难，只不过它是一个整体品位上的追求。如果你一直觉得目前的这种声音是好听的，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当你慢慢去接触另外一个，真的有了对比之后，如果它真的比原来的好，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是需要多走出去，多去现场听的，现场的声音效果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各种录音的声音是非常不同的。这也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底蕴——乐谱的诠释。因为每一个学生，或者每一个音乐爱好者，他被带进音乐世界的时候，首先肯定是从好听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官表现。但事实上，音乐它越往上走，越是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输出。甚至到了“最高级”时，它已经跳出了所谓的纯粹的好听。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到了近现代派，有些东西听起来，并不是那么所谓的好听，甚至是听不懂或是蛮刺耳的。它相当于是在表达，像哲学一样在表达，就像有时候我们看一篇哲学论文一句话要反复看上好几遍才能看懂。所以当音乐到了这个境界时，它是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输出。
我觉得在这方面，或许国内还处于“好听”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曲目的处理，你把曲目处理得好不好听，那曲目处理它的背后其实就是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思想和情感。如果这方面我们能突破，那我相信以国内的训练体系，以及中国学生的勤快和天赋，出国际顶级人才几乎是分分钟的事。事实上，从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出这些苗头了，未来会更多。
Q 您的经历对广大中国琴童和他们的家长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于有志于走向专业道路的琴童家庭，在音乐学习路径规划、与导师的配合，以及心理建设上，您最重要的三条建议是什么？
A 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想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成功，那就不能太功利，一旦开始功利就变味了。
我们看到太多，特别是为了短期的一些成就，最后把自己的职业走到了一个死角。所以一定不能功利，不单单只是音乐，做任何艺术，都是要带着一种赤子之心去做。你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是不是可以接受你从事这个行业只是该领域里非常普通的一员，甚至是能否接受哪一天你从这个行业转出来然后变成了艺术管理的岗位……而不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就一定要当该领域的明星。我一直觉得，如果你进入到自己热爱的这个行业，并且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了。
第二个，我觉得也跟功利有一点点的关系，那就是不要着急去参加比赛，或是弹奏太大的作品，学习的时候应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基础一定要打好，不要着急跳到下一步，不然等到后面，那些曾经跳过的部分还会成为你的阻碍。第三，要热爱学习所有东西，发自内心地对所有事物保持好奇。因为艺术的尽头其实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你作为输出这个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演奏者，只有内在足够充盈才可以支撑得起来这件事，否则大家听到的音乐是没有灵魂的。如果能够做好这三点，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方向应该不会太差。
Q 对于中国古典音乐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您有怎样的预见与愿景？
A 我觉得目前整个古典音乐的市场正慢慢从欧美转向亚洲。一旦转向亚洲，中国肯定是占大部分，不管是以人口来讲，还是以GDP来讲，中国的占比都是最大的。而现在面临的最有趣的转折点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也就是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亚洲面孔，最有经验的老师也是亚洲面孔，这个成熟的教学体系是一个亚洲的体系……但我们进行的是一个欧美的艺术，一个2000年历史的欧美艺术。那么这个权威到底在哪里？这个答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最顶级的演奏家能够看到作曲家隐藏在音乐里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一个画面，看到了音乐中的某种‘真谛’。然后，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眼光、阅历和人生经验，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后这个权威肯定会共享，但是这个共享都会有一点奇怪。哪怕我们反过来看，我们不讲音乐，就拿中医来说，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中医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成为了西方医疗体系的一个主流方案，甚至是经过某一些研究，有些地方做得比我们这里还要更好，那这个时候，中医变成了什么呢？如果这里的老中医要去那边去学习，这个权威又在哪里？这个权威是永远不会离开中国的，因为它叫中医，但是当别人把它做得更好，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21世纪，我们会慢慢看到它的变化。这不是一个音乐的转向，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转变。就像中国的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就是在转回来。像汉朝、唐朝、明朝那个时候，世界中心其实是在这里。到了清朝，后面闭关锁国，就转到那边去了。如今，又在慢慢地转回来。那转回来之后要发生什么，其实谁都不知道。而且这个转换不是一个慢慢的转换，不像是古代大家都还在骑马、写信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时代的转换。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所以古典音乐在这个大河流里面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个权威的转换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刘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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